贝博体育官网注册:沈卫威：档案里的周作人与汪精卫

  档案馆藏着前史，是家国与个人的实录。与个别生命相伴的存在，还有一份或多份自己永久无法看到的档案。随身生成，藏于暗处。这对研究者来说，是最具引诱的查阅等待。

  档案作为原始记载的多方共在现场呈现，相对于作家揭露宣布、出书的仿制性传播，具有前史文本的一起存在性。且由于前史现场的时刻确认、凝结，与保藏地的空间定位，行脚所至，才干看到。这个在地性，又给研究者增加了获取的难度，需求脚下功夫。

  档案是前史现场，是直接、实在的榜首手材料，更是不同于报刊、图书的仅有原始记载。在档案未揭露之前，就某个前史事情的叙说，一般会有两个版别：当事人自述和后人（亲属、知情者或研究者）追述。这二者之间会呈现含糊地带，使叙事文本表述呈现紊乱。尤其是个人态度不同、认知差异，叙事者两边会产生矛盾、敌对，乃至分属两派，各不相谋。一旦翻开原始档案，现实呈现即可化解矛盾，如法官依根据定案，简略明快。档案是原始记载，但并不满是仅有的确凿根据，相对于其他日记、信件、自传、回忆录，却是最可信的。作家档案也可造假，但相对于作家的日记、信件、自传、回忆录的个别随意性书写，限制性又是档案的特性之一。这就需求互证。

  查阅档案，从事文学研究，好像开“盲盒”、抓“纸牌”，未完全翻开之前，底子没办法知道藏在其间的终究是什么。就周作人档案的发现而言，在相关前史水落石出的一起，我能够从“现场”动身，对他从头进行前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学术研究者的话语权是建立在前史现实之上的，已有“心思史学”的估测、假定（前史本来是不容假定的）在现实真相面前天然被消解。自传或回忆录更是不行靠，只要约百分之五十的可信度。这是我屡次使用档案互证后得出的定论（新发表的档案可见《史料与阐释》第十辑中沈卫威《周作人事伪档案》，复旦大学出书社2024年版，第124-192页）。

  周作人“落水”，与汪精卫有直接关系，这是铁板钉钉的前史现实。周作人的屡次辩解，均有意掩盖他跟从汪精卫到长春参与伪满洲国十年庆典受溥仪接见及拜见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以及应汪精卫之邀约两次到南京相会，在北平与日本华北差遣军司令冈村宁次、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一起参与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奸细安排新民会整体联合协会开幕式的现实。特别是作为文人的过火文饰，反倒是越抹越黑。“落水”的所作所为都记载在档案里。

  文人之间有先知先觉或心灵的一起感应，抗战伊始，平津大批文人、教授南渡西迁，许多人意识到，有留学日本阅历的周作人停留北平，迟早会出大事。郁达夫、胡适、茅盾、叶公超等都以不同的方法劝他南下。他以家室之累为由婉拒，一起又有这样一个说辞，特别之处在于这话有悖人伦常理。常风教授在《记周作人先生》一文中写到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二日，他与俞平伯伴随叶公超见周作人时的情形:

  咱们喝茶时叶先生才对周讲他此次回平除了安排家族南行，看望一下老朋友们，还负有特殊任务。他如数家珍说来，周轻轻点头倾听。叶先生讲完，周说他对北大和中心研究院对他的关心十分感谢，可是“在北平假如每月有二百元就能够保持日子了，不用南行了”。他讲到举家南迁的种种困难，说：“鲁迅的母亲和他的女性都要我养活，老三一家也靠我养活。”（我听到他说到自己的母亲时居然说是“鲁迅的母亲”很觉着惊惶，今后和他说话谈到南行的论题时有两三次他谈到周老太太时也是说“鲁迅的母亲”。）……

  咱们三人在八道湾周宅大门口和周作人告辞后……我一路走着想起周作人称他们弟兄三位的母亲为“鲁迅的母亲”，好像是在说什么不相干的人的老太太，感到十分尖锐不解。

  周作人每月担负养母亲的钱是十五元。其母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逝世前，留下遗言，将这十五元转留给终身伺候她的大儿媳朱安（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书社2000年版，第660页）。大哥身后，许广平从周树人的版税中每月给母亲及朱安日子费。随后许广平被日军抓进监狱，费用时刻短中止。替周家三兄弟伺候母亲的朱安，该不该给她口饭吃？周二所住八道湾的大宅，更多是周大出钱置办的，兄弟同住时，周大养家的钱出得最多。周大已逝世，本该一风吹，是云化作雨，周二却抛出“鲁迅的母亲和他的女性都要我养活”这样的话。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周作人显露贪钱、缺钱的软肋，与有失人伦常情的言行，已处于守操与失节的边沿线上。这天然也被周作人身边的亲汪人物感知到，于是就传话到南京。有奶便是娘，汪精卫便设法满意他。是喜欢文学的汪精卫拉周作人“下水”的。

  周作人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屡次将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被枪击事情说成是日军所为，说：“日本军警方面固然是极力推给的间谍，可是现实上仍是他们自己搞的。”（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河北教育出书社2002年版，第643页）他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其时就知道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参与整个刺杀方案，并且校长司徒雷登维护并放走了学生（刺客），所以他决然抛弃燕京大学的教职，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二日接受了伪北京大学的聘书（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已迁至昆明，组成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根据我在北京大学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我国第二前史档案馆开掘起获的两百多卷周作人档案所示，周作人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赴长春参与伪满洲国建立十周年庆典暨受溥仪接见，一起拜见关东军司令兼驻伪满洲国大使梅津美治郎；在北平与日本华北差遣军司令冈村宁次一起参与一九四二年度新民会整体联合协会开幕式；赴南京就任伪国府委员——这些均与汪精卫有直接关系。

  与蒋中正终身信仰王阳明哲学，坚持写日记自我检讨不同，汪精卫终身喜欢文学，常常写诗作词。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在跟从孙中山对立北洋政府的政治活动空隙，还从上海跑到海宁，跟从胡适、徐志摩、马君武、任叔永、陈衡哲、曹诚英等一起到钱塘看潮，晚上又与胡适到杭州西湖荡舟看月。（《胡适全集》第30卷，安徽教育出书社2003年版，第55页）

  抗战时期，蒋中正派胡适赴美当大使，争夺美国朝野对华抗战的支撑；汪精卫却拉周作人等“下水”，一起在日军拔擢的政权下，为侵犯者所唆使，推广日化教育。

  这儿，仅根据史实，看战时生计窘境中，人道、良知在周作人个人操行、职责伦理上的呈现。

  在极点的生计状态下，人道的善恶会因苟活而呈现时刻短的灰色地带。但过后，一个闻名作家、教授却因在另一极点状态下求生计，而又成心含糊这个灰色地带。人道持续向恶。

  仇视与宽恕，须有对错条件，了解的怜惜是对他人宽恕，但不是自我宽恕。与周大“一个都不宽恕”比较，周二的扮演是自我宽恕。

  据宋雪的《周作人落水事情再解读——以燕京大学档案为中心的新发现》（《我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4期）所示，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受军统平津站奸细指派，平津学生“抗日锄奸团”燕京大学小组组长宋显勇（大一学生，化名卢品飞）安排、策划，成员李如鹏（南开中学）、赵尔仁（天津新学中学）与范旭（燕京大学大一学生）到八道湾周作人家中开枪刺杀周作人。刺杀没有成功。一月二日，日军拔擢的华北警察署刑警队，派三名便衣警察进驻八道湾周作人大院“护院”，并随时维护周作人出行，直到日军屈服。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日，汪精卫在越南河内躲过军统枪手的刺杀，其秘书曾仲鸣。

  刺杀周作人、汪精卫的举动，由军统戴雨农直接宣布指令。结果是周、汪两人均躲过了刺杀。

  戴雨农的这份密令在档案里。一九三八年十月七日，因周作人出任北平日军拔擢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删定教科书委员会主席，戴雨农自武汉宣布了密电：

  限即刻到天津。密。一新兄亲译。查作家周作人在平任敌伪指挥下之删定教科书委员会主席之责，此等奸细罪孽深重，请即查明，予以制裁为要。弟淼叩阳午汉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八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东亚文明协议会会长汤尔和病逝，十四日，周作人参与汤尔和的悼念会。第二年四月十四日，周作人在访日期间，又以东亚文明协议会评议员身份，参与了兴亚院、东亚文明协议会联合举行，兴亚院署理总务长官经济部长宇佐美隆彦掌管的“前会长故汤尔和先生悼会”，与东亚文明协议会副会长平贺别离致辞，对汤尔和大加吹捧。他说对汤尔和“不时景仰”，称道汤尔和“不仅是一位学者，一位大政治家，并且是一位十分的硕德者”，“巍峨逆立于滔滔的浊流之中者，在我我国，则非推故会长汤先生为榜首人不行”，说“事故今后，马上坚决地建议非复兴文教不行，不管风险挺身而出的，祇有汤先生一人罢了”，即 “深知非以日本为榜样去敷衍新时局不行”。（二史馆二〇〇五—6376《前会长故汤尔和先生悼念录》，第14页）

  十二月十九日上午九时，日军拔擢的南京伪国民政府中心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在南京颐和路三十四号（汪精卫第宅）举行，会上，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交议”并掌管经过周作人出任伪职决议案：

  主席交议：行政院院长提：拟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请公决案。

  ［我国第二前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心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四），广西师范大学出书社2002年版，第85—89页］

  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周作人收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转送到的南京汪伪政府特任状：“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此令。”一月四日，周作人正式就任此职。

  自该年一月起，伪华北政务委员的月薪由八百元提升为一千二百元。（二史馆二〇〇五-3244，第101页）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及各总署长官公费提升为每月三千元。“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三千元”。每月都有显现。（二史馆二〇〇五-4595，第10-49页）

  一月六日，周作人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名义，签发教育总署公函函（务）第贰号，致天津特别市公署，传达南京国民政府令：

  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因。奉此。作人遵于一月四日就任教育总署督办。除呈报并别离函令外，相应函达即希查照。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致电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就五月四日拜访伪满洲国一事，“兹派周督办作人届期赴大连代表恭迎，随节前往”（台北“国史馆”）。

  四月二十六日，王揖唐密函，令周作人以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身份，伴随汪精卫赴新京长春（参与日军拔擢的伪满洲国建立十年庆典）的经费核拨文书卷中，就有周作人方案带一人（教育总署秘书黄公献）前往大连迎候汪精卫并陪赴新京长春前，于四月三十日收取五千元后的密呈。随后，周作人带随员伴随汪精卫转赴南京，又有五月四日密函显现收取三千元旅杂费。同卷还有周作人五月七日抵达新京长春后，八日给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的电报。行迹及费用，有多份文书，具体记载在案。在这次伴随汪精卫举动前的准备作业，都是在隐秘状态下进行的，触及行迹、金钱，来往均为密函、密呈。在文书传递的“事由”一项中，特示为“密不录由”。周作人五月二日赴大连途中，又有日本官员同行，他的举动处在日军维护之下。

  也就在八日这天，日军拔擢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接见了汪精卫、周作人等。同日汪精卫、周作人也拜访了关东军司令兼驻伪满洲国大使梅津美治郎。

  两百多卷档案文献，显现周作人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期间的四个根本的作业重点：一、遵守并履行日军侵华战役期间全面实施的日化教育；二、协助日军，强化对华北军事、教育、科技、文明的殖民统治，并协作日军的第五次“大扫荡”（“治安强化运动”），到井陉、彰德、石门观察；三、宣扬并推广日军对亚洲各国军事侵犯的所谓“大东亚圣战”，是抵挡英美殖民者侵略的大亚细亚主义，是解放亚洲各国人民；四、带领东亚文明协议会评议员代表团拜访日本期间，两次到医院“慰劳”侵华日军的伤病员，并捐款。

  周作人屡次讲演、撰文，倡议国人“建立国民中心思维”，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三日《建立中心思维》（刊9月1日《教育时报》第8期）的讲演中，他说：“所谓中心思维，便是大东亚主义的思维。”这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建议战役的主导思维。所以说此刻周作人的思维与日本侵犯者是一起的，一起，他又成心附加上我国民间传统文明的包装。

  华北伪政权内斗，一九四三年二月八日，王揖唐、周作人被革职，九日交代。王克敏继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苏体仁继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

  二月十一日上午九时，汪精卫掌管的南京伪国民政府中心政府最高国防会议第八次会议，在南京颐和路三十四号举行，会议经过周作人为“国民政府委员案”：

  ［我国第二前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心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十六），第233—236页］

  今日提议迳任先生为国民政府委员，一起经过。特祈就任，并祈先生能在日内惠顾一谈，以解巴望。专此奉达，并祈电复。

  四月一日上午九时，汪精卫掌管南京伪中心政治委员会榜首百二十二次会议，在南京颐和路三十四号举行，经过“追认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案：

  主席交议：行政院院长提：拟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一案，已送国民政府明令特派，请追认案。

  ［我国第二前史档案馆编：《汪伪中心政治委员会暨最高国防会议会议录》（十六），广西师范大学出书社2002年版，第212—217页］

  四月三日，周作人被日军拔擢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任命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五日，周作人应汪精卫约请，搭车赴南京，就任日军拔擢的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委员。六日，周作人抵达南京，遭到汪精卫接见。十二日，周作人在南京特地回访了自己就读五年的江南水师书院。而此刻的原江南水师书院改建为汪伪政权的海军部，汪精卫兼任海军部部长。

  十五日，汪精卫赠周作人盘缠六千元（《周作人年谱》，第659页）。十六日，周作人脱离南京，北返。十七日，周作人回到北平。

  六月六日，因樊仲云辞南京伪国立中心大校园长一职，汪精卫致电周作人，请其出任南京伪中心大校园长（此刻重庆有国民政府的“国立中心大学”）。周作人不就。

  周作人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间每月得四千二百元（两年实得十万零八百元）；一九四三年一月得六千二百元，二月的月俸一千二百元，公费得一千六百零七元一角四分元，算计为十万九千八百零七元一角四分元。也便是说，周作人出任日军拔擢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有清晰记载的账面、日记显现，共获取近十一万元。赴日及出京观察所得未见显现。加上随汪精卫长春之行时所得八千元，南京就任伪国民政府委员之行时所得六千元，算计十二万三千八百多元。这天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这份民脂民膏，相当于前哨八千二百五十四位抗日兵夫同胞被日军残杀后掩埋费的总数。被日军杀戮，或阵亡武士的抚恤金、掩埋费开支规范：一个一等兵、二等兵的阵亡抚恤金是八十元，四、五、六等公差兵夫的掩埋费只要十五元。

  由此实践的金钱所得，能够与周作人的日记互证。他白日应对“教育总署督办”的公事，开会、签呈签发公函、观察、招待、造访等，半数以上的正午或晚上都是在与日本军政要人或友朋的宴会饭局上应付，特别请客日军官员或到会日军酒会，多有军警维护，艺伎陪酒，可谓纸醉金迷。这正是周作人两年多实在的日子。

  周作人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带领东亚文明协议会评议员代表团拜访日本期间，两次到医院“慰劳”侵华日军的伤病员，并捐款一千元。（《周作人年谱》，第614页）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在赴井陉、彰德、石门观察汪伪政府发起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日伪军对晋察冀的第五次大扫荡）及教育作业时，于二十一日，访石门日本侵华日军宪兵队、间谍机关及伤病院，为日军伤病院捐款五百元。（《周作人年谱》，第645—646页）

  有多少被杀、阵亡的战士无冢无名。一个先后三次共给杀戮我国军民的日军伤兵捐款一千五百元的“落水”文人，却凭自己的荒诞辩解，让学界许多人堕入“辩解”的迷阵。这一千五百元是掩埋一百名我国被杀、阵亡四、五、六等公差兵夫的费用总和。

  抗战成功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查询统计局副局长戴雨农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坠机身亡。军事委员会改为国防部后，六月，军统局改为保密局，郑介民出任国防部第二厅厅长兼保密局局长。六月十七日，郑介民向蒋中正呈报将北平巨奸王荫泰、江亢虎、唐仰杜、文元模、周作人、陈曾栻、王模、余晋龢、潘毓桂、刘玉书、齐燮元、殷汝耕、邹泉荪、汪时璟十四人，移交南京审判。

  十一月十六日，首都高等法院“三十五年度特字榜首〇四字号”文判定“周作人一起通谋敌国图谋抵挡本国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权十年，悉数产业除酌留家族有必要日子费外没收”。

  民国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督查五院分治，各自独立，省市县也相继改行文官制，小舟乌篷难摇桨，绍兴师爷离场。周作人入狱服法。

  日军侵华战役，给中华民族带来多大的灾祸，我国军民死伤多少，周作人从不在文章中叙说。由于他躲过了战役的磨难，也不知国人深重的灾祸。我虽无法计算出中华民族在这场灾祸中军民的死伤人数，但我能够计算出周作人“落水”后的金钱收入，为侵华日军伤病员捐款多少。一身“落水”一段孽缘，今后的年月里，“通谋敌国，图谋抵挡本国”的周作人，一向不停地为自己“落水”辩解，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给周恩来写信，把旧政权“戡乱”、刺杀他的“间谍”与他“落水”“失节”不为旧政权“守节”扯到一起：“我不相信守节失节的话，只觉得做点于人有利的事总是好的，名分上的顺逆对错不能必定，比如受国民政府的托付去做‘戡乱’的间谍作业，决不能比在沦亡区保持校园更好。我的定见有些难免是偏的。与敌人协作，在我国人中心大概是很少的，敷衍了事不能真算是协作，若是明的暗的反抗，天然更不是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宪兵占据燕京大学，以该校师生宣扬、安排抗日为由，相继逮捕、关押了校长司徒雷登、各组织负责人及闻名教授张东荪、陆志韦、洪业、邓之诚、 陈其田、赵紫宸、赵承信、刘豁轩、林嘉通、蔡一谔、侯仁之、周学章等，抓捕了孙以亮（道临）、刘子健等十一名学生。其间刘子健等学生均遭受严刑拷打。这是“教育督办”周作人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一年曾接连执教过十年，并在一九三八年又以“客座教授”名义任职半年的大学，这些教授多是他之前的搭档。作为“教育督办”，周作人并未出头解救，却称自己“在沦亡区保持校园”，“在沦亡中替校园或学生做的一点一滴的事”。

  “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便是这样，这叫作奸细文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线页）

  日军侵华战役期间，“落水”的文人得侵略者卵翼，进而为侵犯者所使用，卖身求荣，失节所得，较南渡西迁或留在沦亡区守节操的困苦教授、文人，日子优胜。作为“落水”为官的闻名作家、教授，周作人的日子不苦。他经常想念的五苦：苦雨、苦住、苦茶、苦口、苦心，皆为文学隐喻，为佛说人间八苦的特殊表达，乃虚拟之苦，似中华天然鬼神文明中的鬼魂附体，白日说鬼，并非我国国民的实在之苦，也不是他的生计之苦。

  有清一代，与无徽不成镇、无湘不成军相应的是无绍不成衙。绍兴师爷的文风在科举不第的周氏兄弟手上，因留学日本，而闪烁着愈加主动出击的武士刀寒光。周大、周二，自《新青年》的《随感录》栏目始，让师爷词讼吏的传统，转化为杂文与漫笔刚柔并存的两种文体。与周大那匕首、投枪，“谩骂的艺术”文风不同，周二则是掩藏笔锋，转移视线，曲径施阴招，向世人表功喊冤时，温柔一刀，就抛洒出“日军主使刺杀”他的烟幕。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上午，身着日本军服的周作人，以副总监的身份，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总监，一起到会伪中华民国新民会青少年团中心统监部建立大会，并审阅青少年排列行走典礼。过后他在南京山君桥狱中对来访的黄裳说：“‘演戏两年’，那些都是丑角的姿势如此。”（黄裳：《山君桥边看“知堂”》，《锦帆集外》，日子·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08页）

  我年少习医不成，转做文学“侦察”，破解心术，把握要害，为作家立传，却难逃传主家族为长者讳的人事恩怨和对错羁绊。因周作人是业师任访秋的研究生论文指导教授，起先我对周二的阅览爱好大于周大。四十年前读港版《知堂回想录》，文字之工，心绪之巧，史实之繁，我既感觉风动、树动、幡动，更触摸到苦住庵周二的恶相心动。细看其笔下一花一叶，多一云一雾充满，他人不疑处我却有疑，直觉有鬼有诈，曾想一探终究，却不得门径，随即转向为胡适作传。

  二〇二〇年，被困“二史馆”，疫年心茫然，直向汪伪政权档案，起获周作人两百多卷。开卷捉鬼，缉获词讼，扯出他“落水”的这一身脏衣，衣穷周二见。作人鬼话，不由他说。

  生射中也曾有“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周氏兄弟的高光时刻，但“落水”附逆的一身污迹，却须用下半生的时刻去洗刷。活在废物时刻里，寿则多辱。而这该死的又无法洗去的污迹，是如此深烙在身，即便是埋葬火炉之后，又力透纸背，显于史书。持词讼者被词讼，是绍兴师爷早已算定的最终一种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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